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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哥倫布/辛辛那提消息 

     

“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兼與汪暉敎授探討

文 揚 2015年2月4日
 

首先聲明,對於汪暉敎授的治學態度和學術功底筆者一向尊敬有加,此文主要是藉助 “去政治化”論述這個基礎展開新的探討,爲此還是要特別感謝汪敎授對這一視角的開闢。
     在最新一期《文化縱橫》雜誌上的長文《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中,汪暉敎授繼續展開了他關於中國近20多年來發生了“去政治化”這一論述,並由此推斷:在20世紀“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體政治潮流退潮之後,與這種政治實踐相關的政治結構與政治範疇也都瓦解了,於是,“如何重新讓‘中國’變成一個政治範疇”成了今天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挑戰。
    汪敎授説,“現在中國什么都有,就缺這個東西”。
     在汪敎授看來,在20世紀,“中國”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成爲一個政治範疇的,“從中國大陸內部來講,社會主義政治運動所寄託的是一個解放的理念,這個解放是通過階級、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統一戰線、民族解放這一系列的政治構成來實現的。”而在台灣,三民主義和民族統一的政治實踐也使“中國”成爲一個明確的政治範疇。那時,“中國”作爲一個被爭奪的政治範疇,在對立雙方都是明確的存在;在國際上,左翼都支持大陸解放台灣,美國及其盟友都支持台灣。
    但在1989-1991年的巨變之後,中國大陸開始發生“代表性斷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現爲工人階級政治的衰落,工人國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紀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了;第二是作爲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衰落和工農聯盟的徹底瓦解,即不存在這兩個範疇了,以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爲基礎形成的廣泛統一戰線的人民範疇也不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展開的民族解放事業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現在作爲一個政治範疇的“中國”到底是什么?成了一個問題。
    汪敎授這個觀察判斷很深刻,値得重視。在對台灣的統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認同危機等問題的探討上,提供了清晰的視角和有力的概念工具。
     但與此同時,從“去政治化”論述中所引申出的結論不言自明:當下的中國,仍在“去政治化”之後的轉向路徑上,除非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這些政治話語再次復活,否則“中國”這個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價値,不再成爲一個政治範疇。
    縱向上與20世紀的中國相比是這樣,橫向上與西方集團相比也是這樣。汪敎授在文章中寫道:“有人會説:地理、人口和主權,這還不夠嗎?中國已經是一個歷史文明,爲什么還必須是一個政治範疇?我們看歐洲統一的進展與曲折,或許就可以找到一點啓發。十多年前,《讀書》雜誌就曾發表過哈貝馬斯和格林等人有關歐盟憲法問題的討論,除了究竟是憲法還是憲法草案或憲法協議等程序性問題之外,他們共同確認的是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和民主等政治價値。這些政治價値不僅代表着歐洲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浪潮而産生的、立足于歐洲現代傳統的政治論述。在這些政治論述強而有力之時,歐洲統一的進程就比較順利,相反,伴隨歐洲國家向新自由主義政策傾斜,社會民主體制面臨危機之時,歐洲統一就面臨危機和分離的局面。我並不是説我們需要搬用歐洲的價値,而是借此説明:沒有有力的政治論述,內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誰是敵人,也不知道誰是朋友,不知道該去聯合誰、依賴誰、反對誰,最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離心力的産生就是必然的。這一切就是政治危機的癥結。”
     由於中國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論述”,而歐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和民主等”強有力的政治論述,所以當下的歐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論述對內推動統一,對外劃分敵友、合縱連橫,而當下的中國則發生了內外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機”。
    “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更爲本質的政治價値
     筆者與汪敎授的探討就從這里開始——除了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現代中國還代表了什么?更本質的屬性是什么?
      國家就是叙事。如果認定現代中國就是一個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叙事,沒有其他,那么當這兩大叙事都不再成立之後,國家就陷入了政治認同危機。
但事情可能並非如此。換個角度,在世界的眼中,1949年成立的這個新中國,其實始終是一個鮮明的政治符號,即使不再對外輸出革命,也並未改變其基本底色。中國學者在國內強烈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變,在外人眼里,也許只是很小的改變,甚至沒有改變。
    中國的名稱是什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軍隊的名稱是什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貨幣的名稱是什么?是人民幣…還有,中國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國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簡稱“民警”,中國的官方媒體叫《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所有這些在中國國內早已習以爲常乃至失去了其特殊意味的稱呼,在世界的眼中,還仍然帶着鮮明的標記,甚至帶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名義上如此,實質上也是如此。這一原本就具有深厚平民主義傳統、近代以來又經歷多次去貴族化、去精英化革命運動的國家,其十幾億國民最典型地代表了“人民”這一群體。國民中雖有富可敵國的富豪,但並無貴族地主;雖有子承父業的官員,但並無皇室公卿;雖有一時的政商豪強,但並無寡頭階層。總體上,公權始終高與私權,政治始終高於資本,整個社會基本是“扁平化”結構,正是典型的、徹底的人民共和國。
     在我看來,新中國的眞正本質,就是它是一個徹底的人民共和國。這個特質,並未隨着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而改變,也未在民族解放運動結束後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隨中國越來越大的成功,這個本質正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刺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爲一個世界大國(Great Power)的中國,是大國俱樂部中唯一沒有帝國主義歷史的人民共和國;參與國際維和任務的中國軍隊,是各國軍隊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軍的軍隊;而開始國際化的中國貨幣,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儲備貨幣中唯一叫做人民幣的貨幣;就連越來越多地躋身于世界富豪行列的中國億萬富翁,也無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人民富豪”。
      這個特質,在整個國際社會,可謂絶無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國當中,中國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員平起平坐的人民共和國;而在所有人民國家當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中國又是唯一成爲了經濟巨人的世界大國。
      在我看來,作爲唯一成爲了世界大國的人民共和國這個特質,已經足以作爲當下中國的獨特政治價値,並且使之成爲一個明確的政治範疇。即使是“政治就是劃分敵友”這個激進標準,也並非不可用,只要中國眞想以“人民共和國”劃線展開國際鬥爭,隨時都可以。
      回顧世界歷史,人民運動、人民建國,作爲一種社會運動,旣早于社會主義,也早于民族解放;社會主義其實是人民運動和人民建國的一種選擇形式,民族解放也只是人民運動和人民建國的一個發展階段。人民共和國被歸類爲“社會主義國家”,有當時的特殊歷史原因,並不準確反映事物的本質。
     所以,可以認爲,“中國”這個概念,從20世紀直到今天並未喪失其獨特的政治價値。即使在近二十年里發生了“去政治化”,只是去掉了階級鬥爭、世界革命這個極端化的鬥爭政治,並未失掉全部。而“人民共和國”這一政治價値,反倒隨着中國迅速崛起爲世界大國而日益突顯,無形中促成了一個“再政治化”的新形勢。
    在我看來,基于對“成爲了世界大國的人民共和國”這一政治認同,可以誕生出很多鮮活有力的政治論述,中國在“去政治化”之後新一輪的“再政治化”的進程,大有前景。這是另外的問題。本文作爲一個簡要的探討,暫時到此爲止,並就此求敎于汪暉敎授,還望不吝賜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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