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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哥倫布/辛辛那提消息 

     

中國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黔川行隨筆之一

文揚

 

7月,從貴陽出發一路北上,過烏江、赤水、婁山關,再過長江進四川,轉入千里大巴山。
    這是一條經典的“紅色線路”,當年的紅軍依託這一帶的林密山高水險躱過圍剿,成功保存了實力,而後逐漸發展壯大,十幾年之後打下了整個江山。
     早期的紅軍,就是強烈反抗意志與簡單紅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于巴中市平昌縣的佛頭山,政府修建了一個“中國工農紅軍石刻標語園”,里面收集了上千幅遍布川陝山區且遺迹猶存的石刻紅軍標語。“蘇維埃政府是窮人把發財人推翻了自己選代表建立起來的保護工農利益的政權!”“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參加紅軍好分田!”“紅軍到此地,川陝變蘇俄!”“國民黨是刮民黨!”“赤化全川!”“赤化全球!”等等,就代表了當時的觀念水平。
    除非瞭解中國的這段歷史,否則今天的人們會大惑不解:如果繼承紅軍的理想,我們今天要推翻所有“發財人”嗎?要繼續輸出革命、實現“赤化全球”的目標嗎?
    如果所有這些口號都不再算數,而且還要顛倒過來——不僅不能推翻“發財人”,還要保護、扶持、鼓勵現在這些改叫“民營企業家”的新富人投資興業;不僅不能再咒駡國民黨,還要和當下的台灣藍營握手言歡探討合作和共贏;不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還要動員今天的農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參與土地流轉——那么,爲什么還可以這樣大張旗鼓地紀念甚至繼續宣揚呢?
     八十年多前這些充滿煽動性的、激進的左翼運動口號,在當今世上任何一個致力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國家里,都不會公開展示,更不會被執政黨當作光榮傳統加以紀念,即使是左翼政黨如工黨和社民黨也不會,更不用説國家黨和保守黨,那么,爲什么只有中國共産黨可以這樣做?
    當年紅色政權要推翻國家政權,代表了民間對國家的反抗,而在紅色政權成爲國家政權之後,又轉爲維護國家政權,代表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同一個政黨,覆蓋了從左到右從紅到藍各個政治光譜,爲什么中國民間社會能夠理解並接受這種路線大掉頭、政策大轉向呢?怎么會當年全力支持鬥爭性的左翼路線,現在又同意各項和諧化的右傾政策呢?
     由於這個問題只出現在中國,在現代世界政治史上獨一無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國大地上尋找答案。在大巴山區的新農村建設示範點中,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于大巴山深處的巴中,自古以來因兵家必爭群雄逐鹿而得名,從未以豐饒富庶民衆安康而著稱。此地山區農民的貧窮和苦難,幸得當代油畫家、現任四川美院院長羅中立1980年創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親》記録了下來,畫作中的人物原型鄧開選,就是巴中當地的一個普通農民。
    千千萬萬的“父親”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窮苦人的化身,他們深重的貧苦,無言地挑戰着紅色政權的合法性,當年紅軍許下的承諾顯然沒有兌現,在社會被國家所整合併爲國家做出犧牲之後,邊緣人群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救助。“父親”的形象,就反映了他們在生存線上自生自滅的慘况。
    但同時,《父親》畫作的獲奬,也代表了紅色政權反省自身問題的開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看,就是首先啓動了對於沿海等地“強大”社會的大解放,隨後又開始了國家對於老少邊窮“弱小”社會的大救助。
    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幾年落實的。政府提供了從規劃設計、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引進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戶的安置動員、五花八門的惠農補貼等等一整套的“新農村建設”措施,將原本散落在山腰溝底的千百家小農戶,集中到了一個個現代化的新村當中,又通過各種形式的“打造”,將新村變成集旅遊觀光和現代農業爲一體的新型經濟體。
    由於力度極大,一個村就達到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資金規模,這些經過“打造”的新村,個個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別墅,村頭像花園,農業成休閑。在平昌縣駟馬鎮一個叫元峰村的新村里,參觀者見到了連城里的公園都自嘆不如的園林化佈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條精緻豪華的“文化長廊”。據村長介紹説,一家農戶靠提供“農家樂”餐飲住宿掙到的錢,僅一個節假日短短幾天就相當于在外打工兩年。
    在這種救助中,紅色政權的確是以“窮人救星”的面目出現的,它在規劃設計中代表了科學技術水平,在安置整頓中代表了組織動員能力,在項目引進中代表了信息獲取和資源整合手段,所有這些,都是剛剛從苦難中掙脫出來的貧弱社會完全不具備的,除非依靠政府,沒有任何其他社會力量能夠同時集中調動所有這些資源,完成如此大規模的提陞改造。
    在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很忙,要做的事情極多。紅軍在八十年前許下的承諾,現在正由他們逐一兌現,而且超額兌現。在這里,大政府幾乎是必需的,其發展模式就是國進帶動民進,沒有國進就沒有民進。對於這一點,政府是這樣宣講的,農民也是這么理解的,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對抗,只有攜手合作。
   當然,紅色政權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繼承者們可以欣然面對當年的紅軍標語而無需迴避。其中的歷史邏輯就是:窮苦人原本是毫無希望的,當年的“發財人”和國民黨不能帶給他們好日子,只有紅色政權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終于降臨,儘管晩了很多年,但總算來了,窮苦人當年支援紅軍,並沒有白白犧牲;正是紅色政權保障了國家的人民性質,人民國家通過大規模救助貧弱社會,讓窮苦人過上好日子。
   就這樣,在巴中這樣的地區,八十年來的紅色故事説圓了,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完成了自洽。
   當然,這只是對老少邊窮等地的貧弱社會而言,以中國幅員之大、差異之大,不可能是同一個歷史邏輯。在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富裕地區,中國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又是什么,容後再談。


文揚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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